記者：最近國家發展改革委和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簽署了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將在合作推廣PPP模式方面加強交流合作。您怎么看待這次與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的合作？雙方各有什么期待？

 

　　許昆林：PPP模式是歐洲一些國家率先采取的一種方式，有些成功的經驗。我們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很多短板是極需要補的。政府的投資能力是有限的，中央預算內投資一年約5000億元，還要大量用在公益項目，沒有能力用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這些基礎設施建設還有一些問題是，投資規模往往比較大，建設周期比較長，回報率比較低，社會資本在沒有任何支持的情況下不愿意接，怎么辦呢，所以要開展這種合作。政府希望能和社會資本合作，社會資本也希望政府能有一定的支持，來跟政府合作。所以才有PPP的這種模式。

 

　　國家發展改革委作為投資的主管部門義不容辭，所以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來跟我們交流的時候，當時是我接待的。我就看到他們有很多優勢，有經驗、專家、人才，所以很希望能和他們開展這樣的合作，比如對我們的人員進行培訓，包括開一些論壇，大家進一步探討，培養我們的政府人員，包括企業也很愿意了解相關方面的知識，這個是我們急需的，他們也希望能找到同我們合作的機會，共同有需求，一拍即合，所以雙方正式簽署了合作的備忘錄。

 

　　記者：從2015年5月份至今，國家發展改革委一共向社會推介了兩批PPP項目，目前社會資本參與的積極性怎么樣？民營企業對與政府合作是什么樣的態度？

 

　　許昆林：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在推廣PPP時做了一系列工作，包括項目的推介，我們第一批推介了1043個項目，總投資大概1.97萬億，年終我們盤點了一下，有簽約的占31%，這比我們預想的要高，我們原來以為能有20%的成功率也就很高了。因為我們這就是一個推介的平臺，幫大家搭個橋，效果還是很不錯的，地方也很積極，所以我們又迅速攏了一批，2015年底發布第二批，是1488個項目，總投資額2.26萬億。民營企業也很有積極性，我們聯合工商聯還專門召開了PPP項目推介的電視電話會議，有800多家民營企業參加了。

 

　　第二方面我們加大了支持的力度，比如跟國家開發銀行聯合印發了《關于推進開發性金融支持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有關工作的通知》，我們委安排了中央預算內投資和專項建設基金用于支持項目建設。

 

　　第三個是強化指導培訓，我們多次在全國舉辦相關的業務培訓班，公開發布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示范性的典型案例。

 

　　第四點就是加強國際合作的交流，除了跟聯合國簽署的諒解備忘錄，我們還跟英國的財政部簽訂了《關于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投融資包括通過特許經營合作方式的諒解備忘錄》。

 

　　再一個，我們為了深入研究PPP政策的落地，也探索了一些像水權轉讓、土地收益捆綁等模式，建立完善水利建設等項目營利的機制，促進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深入的開展。

 

　　記者：PPP項目大都需要的資金量大，周期長，回報率低，怎樣吸引社會資本有更大的積極性來參與PPP項目？您了解到，民營企業對于政府在PPP項目的支持上需要什么樣的支持？

 

　　許昆林：他的希望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有穩定的收益預期、還要有制度保障，有的很怕政府換屆，新官不理舊事兒，我們也在加快立法的進程，再一個就是價格政策也要到位，合理的價格水平就能算出合理的預期回報，有些相關的公用事業的價格改革要大力推進，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也在專門研究相關的價格政策指導意見，2016年會出臺。

 

　　記者：那您同時作為價格司司長，現在是不是正在大力推進公用事業的價格改革工作呢？

 

　　許昆林：對，我們正在大力推進公用事業價格改革，包括自來水的水價、污水處理費，要求地方按照確定的精神，調整到位。讓項目有一定的盈利能力，這才是合作的根本。

 

　　記者：我注意到有另外一種聲音，就是說，現在有很多地方都在推PPP項目，似乎又成了“大干快上”。所以有人提出來說，PPP項目該降降溫了。對于這種觀點，您怎么看？

 

　　許昆林：什么工作都不能搞運動式的。PPP這項工作不是你想推開就可以推開的，它有很多條件在制約，有的專家還形容PPP的合作像談戀愛，要談好幾年。一個項目的成功有的可能要談兩三年以上，所以不是搞運動似的就能做出來的，它要相當長的磨合時間，還有就是好多前期的工作、立法的保障等等。對于各地的積極性要保護，包括民營企業的積極性也要予以保護，我們還是要積極地推動，合作才能夠成功。